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关于统一外汇业务用章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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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全行外汇业务，加强对各分行国际业务的管理，保证建设银行国际业务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人民银行银复〔1996〕464号《关于中国建设银行“三部”对外营业机构清理方案的批复》精神，总行决定从1997年3月1日起统一建设银行外汇业务用章。现将有关用章
事项规定如下：
一、统一管理的原则
各种外汇业务用章统一名称、统一用途、统一规格、统一图样。其中外汇联行专用章由总行统一制作和颁发。
统一名称。各种用章均由总行命名并统一冠名中国建设银行××分行（支行）。凡经批准开办外汇业务的分支行处，不论其外汇业务采用何种内部分工体制，均使用统一名称的业务用章。
统一用途。所有用章均由总行统一规定使用范围，各行按照总行规定进行业务用章的使用和管理。
统一规格。所有外汇业务用章统一规定为以下几种规格：
1．圆形，直径为3．8厘米；
2．等边三角形，边长为4．5厘米；
3．长方形，长4厘米，宽3厘米；
4．椭圆形，长轴4．5厘米，短轴3厘米。
统一图样。即所有印章均由总行统一设计，采用统一的组合。图案上方一般印行名，中间日期，下面印章名。
统一制作和颁发。外汇联行章由总行统一制作和颁发，其他冠以行名的外汇业务用章由总行规定格式，省级分行统一制作和颁发。人民银行、外管局等监管部门有特定要求的外汇业务用章，按监管部门要求制作。不冠以行名的外汇业务用章由经办行处自行制作。
二、外汇业务用章名称、用途、规格
（一）总行统一刻制的印章
外汇联行专用章：用于外汇联行往来业务及办理外汇汇票业务。该章为圆形，外直径3．8厘米，中间刊有联行行号。
（二）总行规定、分行刻制的印章
分行从1997年3月1日起启用新印章（如当地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1．外汇会计专用章：用于当地金融同业往来预留印鉴签章（另有规定的除外）。该章为圆形，外直径3．8厘米。
2．外币现金收讫章：用于外币现金收款凭证。该章为圆形，外直径3．8厘米，中间带年、月、日标志。
3．外币现金付讫章：用于外币现金付款凭证。该章为长方形，长4厘米，宽3厘米，中间带年、月、日标志。
4．外汇转讫章：用于银行汇票解讫、信汇和电汇回单、单位收帐通知以及已处理的内部转帐凭证等。该章为三角形，三边等长4．5厘米，中间带年、月、日标志。
5．单位定期外汇存款专用章：用于单位外汇定期存款凭证。该章为椭圆形，长轴4．5厘米，短轴3厘米，上半部刻行名全称，下半部刻“定期外汇存款专用章”。
6．国际结算专用章：用于国际结算业务中向客户出具的各种面函。该章为圆形，外直径3．8厘米，中间带年、月、日标志。
所在城市已开办外币票据交换业务的分支行（处）于同日启用下列印章：
1．外汇票据清算专用章：用于提出外汇票据交换的凭证。该章为长方形，长4厘米，宽3厘米，中间带年、月、日和交换号标志（当地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2．受理他行外汇票据专用章：用于受理开户单位存入他行票据时，签盖进帐单回单。该章须刻有“收妥后入帐”或“收妥抵用”字样，为长方形，长4厘米，宽3厘米，中间带年、月、日标志（当地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总行规定、分行刻制的印章均由各省分行国际部按上述规定的名称和尺寸自行组织刻制，印章图样参照人民币对应名称的印章图样，具体管理办法由各省分行制定，印章的质料和字体的字型由制发单位自定，字体为宋体，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
（三）按监管部门要求刻制或自行刻制的印章
分行根据需要可刻制收发电文专用章，出口来证通知专用章，结、售汇专用章，携带外汇出境专用章，代理调剂外汇专用章等。
三、有关分行国际业务部公章的使用
根据人民银行银发〔1996〕254号文件《关于清理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房地产信贷部、信用卡业务部对外营业机构的通知》的精神，各商业银行设立的国际业务部均为内部业务部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因此，今后国际业务部行政公章一律不得用于业务，只限于系统内行政
管理使用。
四、刻制印章的要求
1．刻制印章必须严格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印章管理的规定》执行，向公安机关备案，在指定刻印厂刻制。
2．各级行对外启用新印章应向所属机构和有关部门发送启用印章通知，并附新印章印模。
3．各级行要严格执行有关印章管理的规定，切实加强印章管理，确保印章制发、使用、保管安全，并认真做好原印章的上缴、核销等工作。
4．各级行要切实加强新旧印章、票据交替时期的管理工作，严防不法分子乘机做案，确保银行及客户的财产安全。



1996年12月30日
立法的归立法，司法的归司法

杨涛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组织法》颁布实施多年了，这一规定的后一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首先检察长在实践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其次，如果真得出现检察长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实践中可能就会是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或大多数人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检察长的意见。
然而，现实中还是出现了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请示的事件。据《检察日报》5月16日报道，今年４月，贵州省黔南自治州某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一起经济大案中，检察长在是否提起公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一致，便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人大审议中，有人认为可以依法及时行使决定权，支持司法工作；也有人认为“重大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清楚，待立法解释出台后再说。对于这则新闻，笔者关心的不是提起公诉问题上是否属于《组织法》所说的“重大问题”，而是由报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种本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业术有专攻”这是古人对于学有所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的一种描述，现代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分工更加细化，而司法更是由仅凭一般人的道德和理性所能判断的事务上升为一种专业化的事务，需要专门的知识学习，需要经验的积累，英国大法官柯克说：“法律是一门艺术，是要经历长时间才能习得。”更何况司法动辄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其专业化的要求就更高。如果说，门外汉试着去耕田去教书，充其量就是贻笑大方，降低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来当操生死予夺的法官却是万万不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以及司法的信誉都不可作为试验品。人大在我国是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选举产生政府、司法机关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在法律方面，擅长的更多是立法，而不是司法。因而，人大常委会，走出自己的责任田，走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如何立案侦查、是否要批捕、起诉的检察权行使领域，能很好地担当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大常委会能耕好他人的责任田，这也与现代社会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背道而驰，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强调要求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要分立与制衡，我们国家并不实行三权分立，可以说，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是人大权力的下位权力，由后者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并非不能适用。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监督检察机关时可以直接行使检察权，监督权从其性质上讲一般认为是一种程序上的启动权，即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有权要求其改正的上级或其他机关启动重新审查的程序，监督者如果有权直接改变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那么就永远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在监督者之外又必须再设置一个监督者，如此循环不止。更何况，人大还产生法院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如果人大直接替检察机关作出了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那么法院是不是必须判决其有罪，如果其本是一个无辜的被告人，法院如何在权力机关决定的压力下保持司法公正呢？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和伴生的，法院错判了，必须要赔偿，检察院错捕了，也要赔偿。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是否要批准逮捕，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结果后者决定批准逮捕，如果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错误了，人大常委会要不要赔偿呢？我们在《国家赔偿法》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出现了错误，以致侵犯了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如何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就是没有对人大常委会作出了错误决定如何赔偿作出规定。也许在立法者头脑中，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直接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规定将人大也应承担赔偿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
其实，由《组织法》这一规定引发的悖论还很多，比如如果上级检察院发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错误，那是否可以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如何解决上级检察字与人大常委会的冲突呢？当初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本来这一问题比较好解决的，即将其改成：“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这样既保证了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又符合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中，对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意识的缺失。这种意识的缺失，使我们在许多权力划分和制约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混乱，比如说党委与政府权力行使的关系，人大与司法机关、政府之间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关系。
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历来被等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受到批判，其实，在任何法治和宪政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这里面有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包涵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明确分界和制定制约的机制，权力之间不能随意超越，但必须制约。在我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国家的权力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受人大监督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厘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界限、范围以及各自行使的机关，权力不能随意簪越，权力之间应当进行制约，才能使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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