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立法完善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张开清


1998年3月30日凌晨，李某持铁水管等作案工具，撬开窗枝爬入一间小卖部盗窃。但刚进入店内就被店主聂某发现，李某即用铁水管敲击聂某的头部，然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李某所受的损伤属轻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李某犯罪行为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从本案定性的分歧，反映出审判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就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以及立法完善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转化型抢劫罪分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在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第一类是基于前提行为“携带凶器”而转化，第二类是基于后续行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转化，二者相对而言，“携带凶器”是静态的、消极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动态的、积极的。为便于阐述，本文姑且将第一类称之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将第二类称之为积极转化型抢劫罪。
二、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认定存在的分歧
⒈对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的，抢夺数额要达到较大，才能认定转化为抢劫罪；第二种观点是，携带凶器抢夺要转化为抢劫罪，必须满足所携带的凶器被被害人感知的前提；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所携带的凶器既要被被害人感知，所抢夺数额又要达到较大，其行为才转化为抢劫罪，对抢夺的数额较小，所携带的凶器又不被被害人感知的，应认定为无罪。
⒉对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抢劫罪。这种观点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最为流行的观点，且在不少学者的著述中也屡见不鲜。第二种观点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关键看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只有属于既遂，才转化为抢劫罪。
三、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首先，从立法层面上分析，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2.罪刑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避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文看，该两条分别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或者“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均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其次，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符合这两类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具体地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公然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第二，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随身携带了凶器；第三，行为人实施抢夺行为时年龄已满14周岁，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只要符合上述四个要件，即可认定其行为构成消极转化型抢劫罪。至于行为人抢夺的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的起点、所携带的凶器是否为被害人所感知、携带凶器的目的则在所不问，因为立法上并没对此作出要求。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第二，行为人后续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第三，行为人使用上述方法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第四，行为人已满16周岁。这点有别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所以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同典型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已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犯罪主体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第五，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至于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不影响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
如前所述，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其中仅有“凶器”一词尚存一些解释余地，按理说在理解上亦不会有太大偏差。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对上述规定的理解偏差太大，以致上述规定没能得到严格、正确的适用。
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构成犯罪的起点，但具有某些特定情节的，亦可认定构成盗窃罪。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更是将盗窃数额忽略不计：“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但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看，盗窃构成犯罪只有数额（较大）和次数（多次）的要求，并无情节上的要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特别严重情节”仅是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幅度相当的量刑标准，换言之，情节仅是盗窃罪的量刑标准，而非定罪因素。如此一来，在这一问题上司法解释与刑法便出现了冲突，出现了如何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排除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相冲突部分的适用。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刑法第三条严格规定，某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仅由法律明文规定，即是说，司法解释无权就此作出规定。上述司法解释将刑法并没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是越权解释，且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得到适用。其二，退一步说，即使司法解释有权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按法的效力等级原则，上述司法解释中与刑法冲突的部分也不应得到适用。因为，按照法的效力等级理论，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规范同一问题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适用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除非效力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是经特别授权、获准作出不同于效力位阶高的法律规范的规定。众所周知，刑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二者相比，刑法的效力位阶高，且全国人大并没特别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问题作出不同的规定。
五、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而要查找现行立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则离不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根据罪行危害的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同样地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对定罪量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那么，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存在的缺陷何在？笔者认为，其缺陷就在于立法时未充分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致在转化型抢劫罪上未能实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⒈关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严，致使打击面及打击力度过大。按现行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在抢夺的过程中携带凶器的，即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显然过于严苛。笔者认为，典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方法，转化型抢劫罪也应符合这一特征。从字面上分析，所谓“携带”，按《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是“随身带着”之意，它至少包含了两层含意，一是明示地持有，二是暗藏着（未显露明示或暗示，亦未使用）。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这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是亮出凶器进行抢夺，显然对被害人构成胁迫或精神强制，符合典型抢劫罪的特征，因而以抢劫罪定罪处刑是恰当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暗藏凶器因不为被害人所感知，因而不会令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即不会产生胁迫等精神强制效果，也就是说，暗藏凶器抢夺实质上不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暗藏凶器抢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与典型的抢夺一样，故对这类型抢夺，应看其是否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的则以抢夺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将暗藏凶器抢夺的行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该行为人来说，是加重了其刑事责任，归根到底，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⒉关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失之过宽，导致对这类犯罪打击面过小，打击不力。依现行刑法，积极转化型抢劫罪的转化前提之一是行为人的先前行为须已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因此，如果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的数额未达到较大起点，而为了窝藏、拒捕等目的而当场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且其使用暴力未致人轻伤，那么，其既不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也不构成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但是，这类行为实质上完全具备典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其一，这类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注意：抢劫罪对侵犯的财产无数额起点的要求）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其二，客观上当场使用了暴力或胁迫（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典型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而大于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即是说，这类行为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未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未规定这类行为应受刑事处罚，使这类行为欠缺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无法从刑事上对这类行为给予打击，失之过宽，甚至可以说，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按一般逻辑，社会危害性越大，其罪则越重，其刑亦越重。现行刑法未将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诈骗和抢夺罪的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有违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⒊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与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这明显不合理。如前所述，按现行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因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并不以行为人实施的抢夺行为构成抢夺罪为转化前提，所以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典型抢劫罪的要求一致，即年满14周岁；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须独立成罪，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犯罪主体要求一致，即年满16周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⑴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与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同属转化型抢劫罪，但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却不同；⑵就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相比较，在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只是“携带凶器”，施加于被害人的仅是胁迫而已，但在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则“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施的兼具暴力因素和胁迫因素，可见，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方面看，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方面看，积极转化型抢劫罪均比消极转化型抢劫罪更为严重。因而，二者对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应保持一致，在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最低限度二者应持平)。但是，按现行刑法的规定，积极转化型
抢劫罪反而要求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须年满16周岁，它缩小了抢劫罪犯罪主体的范围，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上述立法缺陷，导致出现了“合理的却不合法，合法的却不合理”的怪圈。要走出这个怪圈，最终有待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相应的修改或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
六、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应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而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刑法相关条文应作以下相应的修改：将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携带并明示或暗示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2月28日吉林省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5年1月1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1995年2月12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监督的内容
第三章 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第一节 审查文件
第二节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三节 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
第四节 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
第五节 执法检查
第六节 特定问题调查
第七节 质询和询问
第八节 撤销职务
第九节 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法律和本条例规定，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职权。
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处理行使监督职权的重要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办行使监督职权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监督的内容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情况；
（二）市人民政府制定颁发的决定、命令、规章；
（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适用法律的规定、办法、批复以及对案件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四）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
（五）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任免、罢免和撤销职务；
（六）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由常务委员会实施法律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工作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在本市的执行情况；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民政、民族以及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土地、侨务、宗教、外事和城乡建设等方面作出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五）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财政预算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六）市财政决算；
（七）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情况；
（八）行政、审判、检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转或者交办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诉、控告、检举案件的办理情况；
（十）缔结友好城市事项；
（十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事项的处理情况。
第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人事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廉政的情况；
（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情况。

第三章 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第一节 审查文件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决定、命令、规章，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适用法律的规定、办法、批复以及对案件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应当在颁布下达的同时报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应当在颁布的同时报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对备案的文件，应当责成有关办事机构进行审查。办事机构审查时，可以调阅有关案卷，审查结果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对内容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文件，可以责成制发单位自行纠正，也可以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作出撤销该文件的决定。
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做出适用法律不当的判决、裁定和决定，责成其依照法定程序自行纠正或者撤销。第二节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第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的报告议题，可以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也可以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经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四条 报告机关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工作，应当在会议召开前按照常务委员会规定的时限报送报告文稿。
第十五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工作的人员，应当是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也可以委托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副院长、副检察长作报告。列席会议的市长、副市长、院长、检察长及委托报告人应当自始至终
听取审议意见。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不满意工作报告时，报告机关应当在本次会议作补充报告或者下次会议重新报告。
第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有关工作报告作出的决议、决定或者审议意见，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已通过的决议、决定应当在《长春日报》上全文公布；审议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正式行文通知报告机关落实，并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告落实情况。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听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工作报告。主任会议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听取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工作汇报。第三节 审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有关部门要按月份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第二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第三季度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上一年财政决算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应当及时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批准。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需要变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和重大建设项目，必须报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并报下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在执行财政预算中，需要增加支出或者减少收入的数额超过总额5％以上的，必须报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并报下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部分变更的建议，不得迟于当年10月31日。
第二十四条 由于国家政策和体制变动引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变更以及上级政府返还或者给予补助引起的预算收支变更，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第四节 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主要围绕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会议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廉政等情况进行。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由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办事机构提出实施方案，经主任会议审定。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必须如实汇报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进行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时，应当深入实际，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以书面形式报告办理情况。第五节 执法检查
第三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对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主要是检查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及时解决法律、法规实施中的问题。
第三十一条 执法检查的程序：
（一）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按照主任会议要求提出执法检查工作方案，交由主任会议审定；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执法检查组。成员由主任会议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确定，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三）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要求，配合执法检查工作；
（四）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问题。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向主任会议提出书面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执法检查报告的意见，由主任会议以书面形式交由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常务委员会作出办理结果的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延期到六个月。第六节 特定问题调查
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中提名，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二）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和咨询工作；
（三）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情况，如涉及国家机密或者被调查人要求保密的应当予以保密；
（四）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应当将调查结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相应的决定。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现有下列问题之一的，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一）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重大事件；
（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中，违反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渎职行为；
（四）本行政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控告、申诉案件；
（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作为特定问题调查的其他事项。第七节 质询和询问
第三十四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就下列事项向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案：
（一）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重大问题；
（二）违反上级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事项；
（三）行政、审判、检察工作中的重大失误；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或者徇私枉法行为；
（五）应当依法质询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的对象、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应当在限期内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书面或者口头答复；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对答复不满意的，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受质询机关在本次或者下次会议再作答复。
第三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到场进行说明。第八节 撤销职务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对严重违反宪法、
法律或者有重大过失，已经不适宜继续担任所任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予以撤销职务。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撤销职务案。
第四十条 撤销职务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可以将撤销职务案交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进行调查核实。
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调查核实后，应当向该案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管机关征求意见，并向主任会议提出调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销职务案表决前，被提出撤销职务的人员，可以到会口头或者书面进行申辩。
常务委员会表决撤销职务案，由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第九节 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第四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上述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接到申诉、控告和检举后，按照职能分工，转交有关机关或者部门办理，并通知申诉、控告和检举人。要求报告办理结果的，承办机关或者部门应当在三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原因，经
同意延期后，必须在限期内办结；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认为处理不当的，可以要求承办机关或者部门进行复查，并在三十日内报告复查结果；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派员调查，查阅案卷，根据调查情况，由主任会议提出意见，交由有关机关或者部门进行办理，并在限期内报告办理结果；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可以由主任会议责成其进行复查，并在限期内报告复查结果；
（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对重大申诉、控告和检举，可以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可以决定责成有关国家机关依法纠正或者处理，必要时可以按照特定问题调查的方式和程序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责成有关机关对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查，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要求报告工作的；
（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敷衍塞责的；
（三）对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弄虚作假的；
（四）对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不认真办理的；
（五）对常务委员会交办的案件，不按期报告处理结果，也不说明情况的。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及其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法撤销、罢免其职务；对国家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建议有关机关撤销其职务：
（一）拒不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
（二）拒不到会报告工作、答复质询和询问的；
（三）阻碍干扰视察、调查、检查、评议和特定问题调查的；
（四）对常务委员会交办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案件，拒不办理或者故意拖延的；
（五）有抵制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其他行为的。
第四十六条 有关责任人员阻碍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处理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书面陈述理由请求复议。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改变或者不予改变的决定，未作出改变决定前，原决定有效。对常务委员会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市
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工作。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