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书与检察意见书之比较
——兼谈规范两种法律文书的制发程序及质量要求

阚乃忠


检察建议书与检察意见书，是检察机关履职中经常使用的两种非诉讼法律文书。规范两种文书的制发程序，提高两种文书的制作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文书的作用，是检察机关保证执法规范化和体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重要方面。目前，在检察工作实践中，对检察建议和检察意见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在适用对象及范围的把握上也不够准确，存在两种文书混用误用问题。检察建议书与检察意见书的混用误用，既不严肃又不规范，同时也影响和制约检察文书法律效能的发挥，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就对两种文书的现性质作用、制发依据、适用范围、内容格式作以比较，并就规范两种法律文书的制发程序及质量要求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检察建议与检察意见两种法律文书的区别
1、两种法律文书的性质作用不同。检察建议书是针对社会治安和综合管理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所制作和使用的检察工作文书。就其性质来说，它是检察机关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手段和形式之一，是检察机关在行使各项检察职能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形式；而检察意见书则是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认为应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没收其违法所得，而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所制作和使用的检察法律文书，它是检察机关使被不起诉人受到行政制裁，吸取教训的重要方式。
2、两种法律文书的制作依据不同。建议书和检察意见书的制作和使用，有着各自的法律依据和内部规定。建议书制作和使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等原则性规定和精神，以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实务手册》各业务条线关于制作和使用的内部规定。意见书制作和使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3、两种法律文书的适用范围不同。根据有关规定，建议书主要适用于规定等的九个方面：意见书主要适用于对被不起诉人须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以及民事检察工作中对有错误但尚不需要提请抗诉的案件等两个方面
4、两种法律文书的格式和内容不同。建议书的格式和内容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第107样式的规定来制作的；意见书的格式和内容则是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第84样式的规定来制作的。
二、规范检察建议与检察意见制发程序及质量要求的思考
1、两种法律文书提出形式及制作内容。检察建议的提出一般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检察意见的提出一般是书面形式。鉴于检察建议、检察意见提出的目的和功效，我认为对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的提出，必须明确规定统一规范的使用书面形式，以期引起接受方的足够重视。高检院虽然对检察建议书和检察意见书的制作格式有了统一的规定，但对两种文书具体的内容没有细化。因此，应将检察建议书和检察意见书具备的内容要素作为格式要求明确下来。比如制作检察建议书，应将通过办理什么案件查证了被建议单位存在管理上的什么问题，经研究对此作出哪几项既有针对性又有操作性的具体检察建议，提请受建议单位及时反馈落实检察建议信息等内容作为文书内容的要素，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2、完善两种法律文书的审批和备案制度。检察建议书或检察意见书，必须先由办案人员结合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依照格式要求和内容要素规范制作，由部门负责人或主诉、主办检察官审核后，报分管检察长审批签发。必要时可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主诉、主办检察官不应拥有检察建议书或检察意见书的审批签发权。检察建议书或检察意见书除送达受建议或受意见的有关单位外，应同时将副本抄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必要时还可以抄送受建议或受意见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以便上级督促落实整改。同时要建立和执行登记制度，以保证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的质量及严肃性。
3、加强两种法律文书的督促落实。检察建议书或检察意见书发出后，承办人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的采纳落实情况。对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置之不理且超过一定时间不落实或拒不接受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的，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主管机关反映。如果接受单位对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中的事实、建议、意见提出异议时，发出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对有关问题重新核实。如果检察长发现本院或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或检察意见不当时，应责令撤消，并及时通知有关单位。



摊贩经营场所之特许利用与公物相邻人的权益保护—一个台湾行政法案例评析

刘建昆


　　简要事实：本案被告系高雄市政府建设局市场管理处。1984年7月，经高雄市政府公告，设置某摊贩临时集中场，原告郭秀珠的建筑物处于集中场之中。2001年7月和2002年6月，高雄市摊贩主管部门先后将原告门前两个摊位，许可给两个摊贩使用，并发放摊贩营业许可证。2003年7月至9月，原告诉诸被告，要求吊销两个许可证。被告经勘查，未做出行政处理。原告以行政不作为，提起诉愿（类似行政复议）遭不予受理，起诉遭驳回，遂上诉至最高行政法院。2006年4月最高行政法院亦判决驳回其起诉。

案件评析：

　　台湾地区的建设行政机关承担着公物管理权和一部分公物警察权的职能。临时摊贩集中场，系设置于道路、公共设施保留地或者其他空地上的公共设施，以供买卖双方交易公用，显然具有公物法上公物的地位。当然，按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政府设定公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

一、摊贩营业许可系公物利用之特许。

　　公物主体许可相对人利用公物的行为，在行政法上有两种，一种系基于公物管理权之特许使用，另一种系基于公物警察权之警察许可；按照学理，在公物警察之许可时，此种利用得视为自由利用，其经警察许可解除禁止，是自由利用之回复，不视为设定权利。在台湾，摊贩许可原为由警察机关办理，后调整至作为公物管理机关的建设单位。这种变迁，显然是立法上将原有公物警察权上的许可，调整为基于公物管理权之的特许。而基于管理权之许可，乃公物利用的特许，即公物利用者，根本上原无此项利用的权利，经特许后始获得公法上的权利。

二、原告的诉权其诉讼请求有程序法上依据。

　　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系给付之诉。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人民与中央或地方机关间，因公法上原因发生财产上之给付或请求作成行政处分以外之其它非财产上之给付，得提起给付诉讼。”并认为原告不具有申请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分的资格，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方则认为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吊销参加人之摊贩许可应属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之课以义务诉讼。终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观点。认为：“摊位之设置或摊位许可证之核发，对于相对人系属授益处分而同时生对第三人即相邻合法商店之负担效果。是以，被上诉人核发之系争摊位摊贩许可证，应为诉愿法第3条及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1项所规定之具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肯定了与公物有相邻关系者，在公物主体与其他利用者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具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具有诉权。

三、经过审理驳回原告请求合法且合理。

　　一审法院不仅从诉权角度认为原告无诉权，且认为被告无撤销许可之职权。但是，从公物法法理上，公物管理权行政机关与特许使用之许可，系有自由裁量权的，即可以决定许可的撤销，此点判决亦显然与法理不符，可惜终审法院并未在这问题上深入的阐述，而是实体的审查了诉讼参加人即利用临时集中场道路公物的两名摊贩，与原告即公物相邻关系人的关系。按高雄市有关规定，“摊贩临时集中场中部分摊位如影响合法商店营业，或邻接土地使用，或妨害市容交通者，管理机关得于三个月前迳行通知协调迁移。”如按照一般情形，被告未明示的做出决定也有不妥之处，但是终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利用临时集中场的行为，并未实质影响原告的权益，故被告不作出“撤销许可”或者“协调迁移”的行为合法，仅纠正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并在实体上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从而避免了讼累。

四、与公物相邻不动产人的非法利益不予保护

　　相邻关系人在公物法中的关系。本案中，法院审查摊贩对原告的影响，仅审查是否“影响合法商店营业，或邻接土地使用”。但公物行政机关变更公物用途的行为，事实上会影响不动产相邻关系人的利益。据一审事实，两名摊贩分别自1969年、1970年即在原告门口摆摊，虽然当时系不法利用道路公物，但却向原告“定时缴交金钱”。在政府设置摊贩临时集中场合作为公物之后，摊贩在场内利用公物，与公物行政机关发生公物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向行政机关缴纳行政规费，以致原告之原有收入减少。本案中，原告之诉讼纠缠，未始不是从利益角度考量。但是公物相邻关系人这种收入，并非在法律上有正当理由之既得权或者依赖性利用权，系非法利益得不予保护。

五、保护摊贩的行政信赖利益。

　　本案中反倒是两名摊贩的信赖利益受到了法院的保护。按审理实事实，两名摊贩在初次申领许可证时，均有瑕疵，或未作身份变更，或未作户籍变更，但在换领证件时候，这些瑕疵均得以纠正，因此法院认为在当时虽得撤销，但在目前，已无撤销之必要，显然系保护了两名摊贩的信赖利益。

附录原文:

文　号：最高行政法院95.04.07.九十五年度判字第464号判决

日　期：95/04/07

案　由：有关摊贩设置取缔事务

本　文：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95年度判字第00464号

上诉人张光良

送达代收人郭秀珠

民生二路163号3楼之1

被上诉人高雄市政府建设局市场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