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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统计分析及预防对策

刘有道


近几年来，已满14周岁而不满25周岁的青少年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当前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笔者对我院
2005至2008年6月提起公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统计，分析其特点，提出预防对策，以期引起社会关注。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是犯罪比例居高不下。据统计，我院2005年提起公诉259件389人，其中青少年犯罪案件145件169人，占案件总数和人头总数55%、40.5%；2006年提起公诉254件378人，其中青少年犯罪案件168件199人，占案件总数45.7%、43%。2007年提起公诉397件757人，其中青少年犯罪案件189件223人，占案件总数的47%、43%。2008年元至6月，提起公诉案件169件265人，其中青少年犯罪38件84人，分别占案件总数人头总数的30%、4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比例呈逐年增加趋势，且长期维持在高位，成为犯罪人群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是犯罪年龄呈低龄化趋势。据统计，80年代，全国青少年初犯的平均年龄为16岁，到90年代，初犯的平均年龄已降低到14-15岁。2005年仙桃市14至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25周岁以下）人数的38%，2006年为41%，2007年增至46.3%，如2008年我院办理的程某、管某、杨某等涉嫌抢劫案件，七名犯罪嫌疑人均为14－15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是犯罪性质多为暴力犯罪。青少年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使用暴力或带明显暴力倾向的案件。我市涉嫌暴力犯罪的青少年犯罪案件2005年有53起75人、2006年有59起80人，2007年有71件89人，2008年元月至5月提起公诉的38起案件中有30件76人为暴力犯罪案件，其中抢劫16件，故意伤害8件，寻衅滋事6件。他们犯罪时不计后果，动辄暴力伤人，如2007年7月，犯罪嫌疑人肖某、陈某为抢劫钱物，手持匕首、砖头在学生下晚自习必经之路实施抢劫，致多名学生受伤。
四是犯罪方式呈团伙化趋势。青少年犯罪时为了给自己壮胆，或提高犯罪的成功率，常常纠集同学、朋友等一起共同作案。2005年至2007年，我市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团伙犯罪案件占60%以上，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七、八人。特别是涉嫌抢劫罪名的案件，95%以上为团伙作案，单独作案为特例，如我院2008年提起公诉的16件抢劫案件中有15件为团伙作案，单独作案仅有一起。
五是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增加。近年来，由于受到“读书无用论”及不良影视剧等的影响，一些学校，特别是一些“差生”相对集中的学校，在校学生犯罪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据统计，我市提起公诉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2005年在3件，2006年5件，2007年8件，2008年1－6月提起公诉的38起案件中就有8起为在校学生所为或有在校学生参与。
二、当前青少年犯罪主要原因　
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当前引发青少年犯罪的因素非常复杂，从内因来说，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辨别是非能力差，抵抗不良影响的免疫力弱，个性压抑、逆反心理、闭锁心理和群体心理等个体心理因素中的不良成分，是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因。从外因来说，家庭、学校、社会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青少年在受到外部不良刺激时，感情容易冲动，极易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认为青少年犯罪往往是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与青少年脆弱的内因结合的产物，外部因素的影响在青少年犯罪原因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我们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归纳，青少年犯罪可以由以下原因产生。
一是网瘾型。因特网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些青少年。网络的丰富信息、千奇百怪的言论、观点往往使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倾斜、扭曲。网络上的感官刺激、暴力容易使青少年形成网瘾，一旦陷入其中，往往不能自拔，形成不健康的人格或反社会人格，进而引起他们违法犯罪行为。据统计，近几年我院提起公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50%以上与网瘾有关。有的为了筹钱上网而抢劫、偷窃；有的在网吧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有的利用网络呼朋引伴，策划犯罪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义气型。“义气”本来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青少年缺乏判别能力，加之一些格调不高的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的不当渲染，使他们对“义气”的认识出现偏差，一些的青少年成为讲“义气”的牺牲品。如我院2007年办理的李某、杨某盗窃案，李、杨二人同为在校学生，李某欲盗窃商店财物用于上网玩游戏，邀杨某同往，杨某害怕不想去，又怕李某怪他不讲义气，只得答应帮忙望风，结果被抓获。
三是模仿型。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和世界观、人生观形成阶段，思想认识上渐趋成熟但缺乏理智，自我约束能力不强且敏感好奇，喜欢模仿，一旦受到来自外界不良思想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影响，容易因模仿走上犯罪道路。如青少年之中频发的“擂肥”抢劫案件就是模仿影视剧中的犯罪分子的行为，而且往往出现“你抢我，我抢别人”的示范效应。还有的青少年看到社会上黑恶势力分子“有地位、很威风”，因而心生羡慕而模仿产生犯罪。如我们2008年办理的朱某等8人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一案，年仅19周岁的主犯朱某称其犯罪动机就是为了成为使人敬畏的“老大”。
四是冲动型。对于有些青少年初犯、偶犯来说，他们的犯罪完全是一时冲动引发的。如犯罪嫌疑人周某，系我市高中在校学生，2007年8月4日下午，周某某在座位上学习时，同桌王某用右手将周某拍了两下，周即用左拳将王某的右肩打了两拳，王某又朝周的胸部拍了两下，周某用左拳朝王的右腹部击了两拳。法医鉴定王某被击伤腹部，致脾破裂，损伤程度为重伤。案发后，我院考虑到周某系冲动犯罪，且其家属积极赔偿王某医药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4万元，决定对周某不起诉。
五是“孤儿型”。通过我们统计分析，大部分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缺失、关爱缺失有关。在父母离异或家庭失和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往往会因心灵上的创伤，或精神、物质方面得不到满足，出现孤僻、多疑等病态心理，导致形成攻击性、冷酷、粗暴、过分敏感和极端自私的性格，容易产生违法犯罪。如我院办理的李某抢劫一案，被告人李某父母离异，自己随父亲生活，父亲因重新组合家庭而将其拒之门外，只好自己一个人租住在外生活，孤独无助的被告人因缺少家庭温暖而和社会不良青年交往在一起,因伙同他人在学校附近实施抢劫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打击惩罚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点防线。
（一）构筑家庭教育防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生的第一课堂，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一是要用科学、健康的教育方法教育青少年。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当好孩子的启蒙老师。二是强化父母责任感。预防青少年犯罪要从家庭开始，从父母做起，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构筑学校教育防线
学校是培养人才，教育青少年的重要地方，改进和加强学校教育工作，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把法制教育课纳入教学课程，让青少年从小就接受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懂得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增强他们辨别是非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在学生时期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当他们走向社会以后，就能在家庭、集体、社会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是要改进教育体制上的弊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危险人群。应试教育模式使一些差生、落后生被“另眼相待”，甚至受到排斥、打击。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时刻处于违法犯罪的十字路口，一旦有不良因素的影响，他们就会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必须实现由原来纯粹的应试教育向综合的素质教育转变，使学校教育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上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构筑社会教育防线
负有社会教育责任的大众传播媒体要多作正面宣传和引导，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堵塞各种污染青少年的渠道。当前在有些青少年中存在对社会现实的曲解，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如“读书苦，读书累，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等顺口溜成为某些青少年口头的“时尚”歌谣。这些不正常现象表明，少数青少年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已发生扭曲，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加以矫正，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电影、电视、文学书籍和网络等文化传媒进行“过滤”工作，防止暴力、色情等影响一些意志薄弱、缺乏辨别力的青少年，消除引诱青少年犯罪的不良因素。
（四）构筑司法预防防线
司法机关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定期总结分析一个时间段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和成因，对倾向性的犯罪方式、手段以及犯罪种类向学校、家庭、社区等作出预警，延伸司法预警的职能作用，以便于相关职能机构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效率和效果。检察机关应当对法定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以引起重视，切实履行预防、教育青少年的职能，使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相关工作由“软任务”真正变成“硬指标”，实现众人“重视”向众人“落实”转变，将预防青少年犯罪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
（五）构筑司法惩罚防线
司法惩罚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体现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近些年来，由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过分强调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偏向，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不诉比例呈上升趋势，一些青少年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刑罚的惩罚教育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它一方面带来了再犯罪增加等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容易在青少年中形成“青少年犯罪可以不受惩罚”传导效应，不仅损害了刑法的权威，而且可能让青少 年产生误导。因此，对青少年犯罪要慎重处理，摒弃凡涉及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从轻的片面观点，树立“刑罚的威严不在于其严厉,而在于其不可避免”刑罚理念，通过刑罚惩罚这种特殊预防达到一般预防所不能达到的目的。（仙桃市人民检察院）



　　　　　　　　　乌木所有权的归属规则与物权立法的制度缺失
　　　　　　　　　　　　　　　　　　－－以媒体恶炒发现乌木归个人所有为视角

　　　　　　　　　　　　王建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埋藏物乌木 环境性因素 与民争利 发现者所有 社会责任

　　内容提要: 吴高亮发现乌木后，认为应当取得所有权。于是，媒体先是叫屈，继而放大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观点。乌木属于埋藏物，而非吴高亮理解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专家认为的天然孳息。乌木被发现于承包的集体土地之内，意味着乌木埋藏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埋藏物环境"等环境性因素的存在，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与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文物的核心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差别。《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无主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在《物权法》第114条处理中倒退为按照遗失物处理，媒体不适当地为主权先占理论张目，扩大废弃物捡拾侵权、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合理利用的非正当推演逻辑，是缺乏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17组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并掘出几根乌木。[1]其中，一根乌木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重达60余吨，据有关专家估算，这根乌木的价值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吴高亮认为，先占乌木者取得乌木所有权。2012年2月20日，吴高亮承包地里的7根乌木，全部被通济镇政府收走。当地村民认为：乌木是在吴高亮承包地里找到的，理应归吴高亮所有。对此，不少网民质疑认为，通济镇政府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乌木的做法，是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也有网民认为，乌木源自天然，形成于地下，既非矿产资源[2]又非文物，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通济镇不该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民法学专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应当归国家所有。[3]

　　2012年7月3日下午3时，彭州市财政局分管国资办的副局长陈彬召集市文管局、林业局、司法局、水务局、国土局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吴高亮在其承包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奖励吴高亮7万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近4万名网友中，有超过6 成的人认为，乌木应归其发现者吴高亮所有。近一半网友支持吴高亮提出400万元的奖励要求，约 21.73% 的网友认为，应根据对乌木的估价，对吴高亮进行适应的奖励。[4]吴高亮认为，通济镇政府应当按照乌木估价2000万元的20%，给予400万元奖励，7万元奖励太低，拟采取诉讼方式维权。

　　事实上，乌木归属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埋藏物的法律定义不清晰、埋藏物的分类标准不科学，尤其是埋藏物这种被埋藏于地下的物，究竟与文物、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在这一轮的乌木争议中，被彻底厘清。虽然按照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原理，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几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部分所有权主义。但是，我国立法者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维持，效仿前苏联的立法传统，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倒退回去，把埋藏物这种独立的物权状态，竟然采用了以实物返还的处理措施，同时规定，文物保护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是没有明晰地界分埋藏物与文物的界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发现埋藏物的处理规定，如果属于无主物以“归国家所有”为原则，这一规则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这个规则确定的“一律归国有”确实成为国家与民争利的制度性工具。确实，《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则。而《物权法》第 114 条，竟然倒退式的规定了“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5]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应当说，一根“乌木”折射出我国物权立法的尴尬，以及物权观念的模糊与残缺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不想符合的。

　　一、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

　　吴高亮认为，《物权法》第49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即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作者认为，吴高亮先生把乌木理解成“野生动植物资源”，显然是理解错了。那么，这些乌木是埋藏物吗? 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6]对此，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埋藏物的立法权威性解释，是《法国民法典》第716条的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纯为偶然者，称为埋藏物”。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将埋藏物的形成，与人的“埋”与“藏”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形成，未免将埋藏物的内涵与外延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对埋藏物的法律界定，只要求观察其“被埋”、“被藏”的后果即可，而不必要求必须是“人为的”藏的结果。也就是说，埋藏物的观察角度，主要是某物“被埋”、“被藏”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客观结果，而可以不必问及某物“被埋”、“被藏”的具体原因，是人为的行为还是自然力或者其他因素的推动与促成。比如，因为战争而某地被轰炸，导致某富户人家的财宝尤其是保险柜被埋入很深的地下，很久之后，才被人在该地被再次发现，也成了埋藏物。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埋藏物，并不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埋藏或者隐匿某物，而是因为人力型埋藏行为之外的因素形成的。可见，自然力或者人为行为之外的原因力，是可以导致埋藏物发生的。

　　作者认为，埋藏物作为民法上的一个法律事实，其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力，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法律事件等。也就是说，自然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超强的破坏力，照样可以使某物受到该力的作用，经过特殊的时间或者空间作用，而形成埋藏物。比如前文所说的乌木，就是如此。所以，某物是否属于埋藏物，绝不能以是否为“人为的”埋藏或则隐匿作为唯一条件。乌木在自然界中，并不可能是人为埋藏的物，也就是说，其间至少3千年的地下埋藏时间，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中，人为地埋藏或者隐匿，几乎成为不可能。

　　沿着埋藏物或隐藏物形成的原因力不限于人为原因的思路，才会发现埋藏物不论是否人为埋藏或者隐藏，都会产生一个明显和直接的法律问题：埋藏物在被发现后，其所有权的判断问题或者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为此，《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而《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埋藏物），并因发现而占有此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一半归属于埋藏物埋藏所在的物的所有人。法德两国立法中的埋藏物发现地规则，以及发现人规则，表明的法律态度是：第一，在所有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其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这个规则表明：埋藏物所有权的判断是以土地这个主物的所有权判断为标志的；第二，在非所有权人的土地上被发现的，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个规则，表明的埋藏物为无主物时，至少土地的所有人有1/2的所有权。这一点，与我国的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基点是：不论何因，埋藏于所有人土地上的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其当然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但是，如果不是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所有，表明埋藏物的存在处所——土地或者埋藏空间，对于判断埋藏物的所有权，是居于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的。对于吴高亮发现乌木这种埋藏物而言，也应当适用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扩及所有人在物中发现的埋藏物的应有部分。《日本民法典》第241条也规定，关于埋藏物，依特别法规定进行公告后6个月内，其所有人不明时，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但是，于他人物内发现的埋藏物，发现人与其所有人折半取得其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723条则规定，构成埋藏物应当是： （1）长年埋藏地下，且肯定已无所有人的有价物，被发现的，为埋藏物。（2）埋藏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所有人所有。但不妨碍关于科学价值极高的埋藏物的规定。[7]（3）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换句话说，埋藏物的形成条件或者形式要件当中，根本不能以 “人为”的埋藏或隐藏为唯一条件，而只是以发现于何处、以何人发现后，如何判断其利益归属为条件。

　　二、乌木是否属于天然孳息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立法中，没有将乌木等埋藏物界定为天然孳息。[8]理由是：孳息是从生物的意思。不论是天然孳息即基于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基于法律关系性质产生的孳息，都是以原物或者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前提的。在吴高亮发现乌木的法律事实中，有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层次，吴高亮对于土地的承包关系。这是一个被网友和吴高亮本人忽视或者忽略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承认这个法律关系存在，那么，吴高亮的乌木发现行为，属于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而不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也就是说，吴高亮就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可能以发现人的身份，享有乌木的全部所有权，最多只能享有1/2的所有权而已。在这里，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意味着乌木埋藏的环境性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任何人包括民法专家学者都不能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定。

　　第二个层次，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吴高亮发现的乌木上，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属于古代建筑、古墓??辜?龋?ü?ㄒ祷?辜煅椋?谀镜奶蓟?⒏苹?潭壬形创锏奖涑苫??某潭取４诱飧鲆庖迳峡矗?馀?谀竞凸派?锘???9]矿产资源、[10]文物一样，因为其具有一定市场价值，具备保护的规模和等级条件，国家才会给予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吴高亮发现的这些乌木，可以研究乌木形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这么大体量的乌木，政府进行保护，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指责的“选择性执法”。

　　在本事件中，乌木是因为自然力被埋在土地中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土地的自然孳息，换句话说，土地不会有掩埋乌木或者给予自然属性孕育或出产乌木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土地这个原物存在时，土地却没有任何孕育或者出产乌木的自然属性。[11]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事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的规定，理由是，吴高亮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人即国家取得。李显冬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 “就像采蘑菇，挖奇石。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柳经纬教授则认为，“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可见，这第二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在事件的处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个层次，乌木发现后归属法律关系。彭州市国资办在处理乌木事件时，拿《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说乌木是国有的，并不牵强附会。因为乌木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埋藏、隐藏的。但是，这批乌木的所有人不明，所以，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出错。至于吴高亮认为，这批乌木应当依照《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就像捡垃圾箱里的塑料瓶一样，应该适用先占先取得所有权的规则的看法、说法和想法，恰恰揭示了我国埋藏物立法的逻辑是混乱的。那就是，主权先占理论[12]对于无主物的归属，以及埋藏物的人为的埋藏、隐藏的理论，加上《物权法》立法时，对于这种主权先占理论的强化，构成了对于吴高亮作为乌木发现人的“要么乌木属于他自己，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破坏耕地的罚款；要么乌木属国家所有，政府奖励他400万元”[13]逻辑的完全否定。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当中，网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却把吴高亮承包集体土地或者他人土地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抛在一边，妄谈“谁发现了乌木归谁”的错误逻辑，在于这些网友缺乏基本的物权意识——在主物与从物关系上，在土地所有权与发现物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上，在埋藏物的微小、少量发现与这批价值昂贵的乌木的发现质量区别上，尤其是在废弃物的捡拾、“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利用的合法度的界定上，这批乌木就是埋藏物，不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者文物，更不应当是天然孳息或者承包人可以任意取得所有权的先占物。在这里，民法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使人昭昭”的角色，作者感到非常遗憾。[14]这种遗憾，大抵上是民法学者们没有认真研习埋藏物的性质和归属规则的恶果型产物。[15]

三、乌木是否应当属于吴高亮或者国家所有

　　《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规定，埋藏物是某一隐藏或者埋藏在地下的、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物品的所有人的、有价值的动产。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物品的人。在他人土地内偶然发现的埋藏物的所有权，一半属于土地所有人，[16]另一半属于发现人。以上规定准用于在他人动产中发现埋藏物的情况。具有历史、考古、古代人类学、古代生物学以及美术价值的埋藏物的发现应当遵守特别法的规定。应当说，传承于古罗马法的《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就是具有演绎古罗马法的使命。因此，它的规则本身，表明一个铁定的规则：只有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物的，才属于发现人即土地所有人所有。这时，土地所有人与埋藏物发现人主体资格竞合，所以，埋藏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与归属于发现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出埋藏物谁发现归谁。理由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或者土地所有权，要对埋藏物的归属发挥“埋藏物环境”或者“埋藏物空间固定”的法律效果，基于此，埋藏物的归属逻辑，应当是埋藏物环境属于谁，则主体竞合时发生埋藏物归发现埋藏物的土地所有人的情形。如果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即埋藏物环境不竞合时，则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种“各1/2所有”的规则，显然比吴高亮乌木发现事件中，这批乌木应该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要公平和讲道理得多。

　　至于对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应当适用“先占原则”，即无主物谁发现归谁原则，作者认为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无主物是埋藏在吴高亮承包的土地里，而土地是有所有人的。也就是说，这批乌木作为埋藏物，是与土地所有人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埋藏物乌木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关系。换句话说，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时，为什么不考虑土地这个 “埋藏物环境”资产要素呢? 《意大利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17]而“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是指抛弃物以及可以猎取或者捕捞的动物。显然，这个“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不能适用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因为这批乌木谁也不可能认定其为抛弃物。所以，吴高亮主张对这批乌木适用先占原则，并没有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