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意见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所形成的鉴别意见。科学性是鉴定意见不同于其他证据的本质属性，正是科学原理、仪器设备及技术方法的使用，才使得鉴定意见在生成、审查判断方面呈现出该属性。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是学界共识，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实务工作者还认为其具有权威性。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进行理论分析，还是从司法实践进行实证考察，都要慎提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

从理论上讲，“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这一命题没有增添任何新知识，纯属画蛇添足。《现代汉语词典》将权威定义为：“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政治法律语境中，权威就是权力和威望的统一，它建立在国家强制力和合法性基础之上。权威不同于单纯的强力行使，同时给予人服从的理由。可以说，让人信服是权威的表象，理由充足则是其本质。马克思·韦伯将形成权威的理由概括为传统、领导者的魅力以及法律的正当性。如果说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那其令人信服的理由何在？毫无疑问，鉴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权威的来源只能从法律正当性中寻找。如前所述，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种类的本质属性在于科学性，科学性就是鉴定意见让人信服的理由，权威性是对鉴定意见科学性的外部评价，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既如此，那基于同一个内容而给鉴定意见贴上了科学性、权威性两个标签，有无必要？证据法按照“神证——人证——物证”历史逻辑发展到物证时代、也就是科学证据时代时（因物证需要人的解读，而解读离不开科学，所以，物证时代亦称之为科学证据时代），鉴定所具有的甄别其他证据真伪的识别功能、揭示其他证据与案件事实内在关系的桥梁功能、对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明功能就日益彰显，事实认定者对鉴定意见的依赖日益增加。从总量来看，“2009年全国司法检案数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其中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业务共计899252件，比去年增加14.8%。”就个案所附鉴定意见的数量来看，“2005年为平均每起（刑事）案件1.32份，2006年为2.79份，2007年为3.15份”，也呈现出动态上升趋势。如果说，在科学与法学交叉的初期，谈鉴定意见的科学性、权威性可引起人们对鉴定意见的重视，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依然给鉴定意见贴上科学性、权威性的双重标签，已经毫无意义。不仅如此，“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这一命题还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以下不良后果。

“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会成为司法人员怠于审查鉴定意见的借口。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意见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法审查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防止“垃圾科学”进入诉讼，是法官必须履行的“守门人”职责。如果说该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那《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则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其第二十三条列举了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的十项内容，如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等，第二十四条进一步列举了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九种情形。有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首次针对鉴定意见确立了排除规则，开创了中国证据立法的先例。可以说，审查鉴定意见的立法已经相当完备，目前的问题在于司法。根据笔者调查，基层、中级法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法官对鉴定意见只进行形式审查，问其原因，除了不具有进行实质审查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外，“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已成为他们怠于进行实质审查的认识根源。

“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会使司法人员在面对多份鉴定意见时盲目崇拜权威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我国法律中“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规定是实践中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肇因，并引发对同一个专门性问题有若干个鉴定意见并存的“繁荣”景象。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机构的级别、鉴定人的权威性是法官在重复鉴定案件中进行判断的主要标准。调研数据显示，呼和浩特、青岛、北京三个城市的法官都是倾向于首先采信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其次是由更权威的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二者的比例占总数的71.29%。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盲目崇拜权威心理在作祟。达伦多夫说“权威总是同社会地位或角色相联。”在权威崇拜的心理支配下，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具有了正当性。殊不知，权威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一般性评价，权威的可靠是就总体而言。一般情况下，上级鉴定部门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和办案经验上确实优于下级鉴定部门，但鉴定活动是一项科学认识活动而非行政事务，科学的结论不能由其形式决定必然的高低、优劣。知名的专家鉴定人在其知识水平、学识经验总体上可能比一般的鉴定人高，但就个案的鉴定而言，也并无必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具体到个案，权威也可能会犯错。所以，司法人员在对多份鉴定意见进行审查时，应一视同仁、平等看待，只服从法律这个唯一尺度，不应受崇拜权威的潜意识支配，而“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正是滋生权威崇拜的细胞。破解崇拜权威的惯性思维，就要从慎提、不提“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入手。

综上，谈“鉴定意见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必要，而且是实践中不能有效审查鉴定意见的认识根源。对于鉴定意见，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不搞权威崇拜，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是大胆怀疑和依法审查。鉴定意见并不具有权威性。

（作者分别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法〔2011〕354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